编者按：

近年来，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思潮、反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不平等是政治极化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不平等正在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收入分配是经济学家关心的永恒主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难题。

收入分配专题研究的内容涉及：不平等如何影响世界各国的短期和长期经济发展；公平和效率能否兼得；要素市场（劳动力、金融、土地）改革如何改善收入分配；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收入分配；技术进步、全球化与未来收入分配格局；迈向公平经济发展的战略和路径等。

在此背景下，澎湃商学院特开设“跨越不平等陷阱”专栏，邀请s36沙龙会院长陈斌开教授撰文梳理总结社会不平等的现状和产生原因，分析收入分配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探讨迈向公平经济发展的战略和路径，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陈斌开教授长期从事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World Development,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等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等高质量奖励多项。陈斌开教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课题多项，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高层次人才项目。我们相信陈斌开教授这一系列“跨越不平等陷阱”专栏文章，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公平经济增长提供崭新的理论视角。

正文：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开始剧烈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全球化让国家之间的分工持续深化，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为世界政治社会稳定提供了经济基础。

遗憾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上台后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退出巴黎协定，对贸易伙伴（包括中国）实行大幅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修建“墨西哥墙”……特朗普宣称，这是“美国优先”的重要政策，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

同年，英国进行“脱欧”公投，“脱欧”支持者约翰逊此后当选英国首相。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近年都出现了明显的“反全球化”浪潮，标榜“反全球化”政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为什么“反全球化”近年在西方国家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事实上，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不断上升的不平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学家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可以提高全世界的生产率和福利水平。但是，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并不会平均地在国与国之间分配，在一国内部，也不会在人与人之间平等地分配。因此，尽管全球化有利于世界总体福利水平的上升，但有些人可能成为全球化的受损者。

在英、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全球化的收益被少部分高收入群体所获取，普通民众在全球化中收益较少，甚至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下图描述了美国、英国1910-2016年间不平等的演化。

数据来源：TheWorldWealthandIncomeDatabase（WID）

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和英国不平等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910-1950年，受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不平等程度大幅度下降；

1950-1980年间，全球化持续推进，经济快速增长，收入不平等程度整体稳定，财富不平等程度略有下降；

1980-2016年间，全球化加速，但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都大幅度上升，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2016年，美国和英国收入基尼系数分别高达0.48和0.32。在美国，收入前1%的人拥有20.9%的收入，前10%的人拥有47.2%的收入；财富前1%的人占有了38.9%的财富，前10%的人占有了73.9%的财富。在英国，收入前1%的人拥有12.1%的收入，前10%的人拥有35.9%的收入；财富前1%的人占有了19.9%的财富，前10%的人占有了51.9%的财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不平等程度处于1980年以来的最高值。

1980-2016年间，英美中低收入群体（最低收入50%群体，下同）收入增长非常缓慢，其收入和财富占比不断下降。1980-2016年间，美国中低收入群体年均收入增长率仅为1%，远低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从1980年的20.08%下降到2016年的13.08%，财富占比从2.2%下降到1.15%。英国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也从1980年的23.13%下降到2016年的20.57%。换而言之，在英美的西方发达国家，中低收入阶层在全球化中获益很少，全球化的收益被高收入阶层所获取。

随着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情绪不断累积。一些政客利用民粹主义的兴起，标榜“反全球化”以获取选票，这不仅会阻碍全球化的进程，还会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历史上，不平等上升、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往往相伴而生。大多数经济史学家把1914年之前的100年称为第一波全球化浪潮，这一轮全球化是不公平的全球化。从国与国的角度，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众多的欠发达国家不仅没有在全球化中受益，甚至严重受损。在国家内部，全球化的收益往往主要被可以全球配置资源的资本家所攫取，普通劳工阶层收益较少。

这一时期，世界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1810年，欧洲前1%的人群占有了社会52%的财富，前10%的人群占有了社会82%的财富，100年后，欧洲贫富分化更为严重，欧洲前1%的人群占有了社会超过64%的财富，前10%的人群占有了社会90%的财富。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出版了影响世界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持续上升且居高不下的贫富差距意味着资本主义必然要走向灭亡。同一时期，美国的不平等也出现了快速的上升，1810年，美国前1%的人群占有了社会25%的财富，前10%的人群占有了社会近58%的财富，1910年，前1%人群财富占比上升到45%，前10%人群收入占比上升到81%，财富不平等程度已接近欧洲，社会矛盾不断累积。

不平等的持续上升导致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兴起和反全球化浪潮。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基于政客的言论和支持率绘制了1900年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指数。从图中可以看出，1910年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情绪不断上升，上世纪30年代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众所周知，30年代的民粹主义给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独裁者借助民粹主义上台，日本的军国主义全面盛行，给世界制造了巨大的灾难。第一波“不公平的全球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退潮，经济“大萧条”加速了反全球化浪潮，世界各国贸易壁垒不断提高，金本位体制也随之覆灭，“全球化”陷入低谷。

令人担忧的是，金融危机以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情绪再度兴起，当前，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指数已经位于1930年以来历史的最高点。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引导不当，高涨的民粹主义可能给世界带来灾难。不平等是民粹主义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当前，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接近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最高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格局，滋生了“反全球化”浪潮。值得欣慰的是，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不平等程度也有所上升，但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等原因，其不平等程度远低于30年代。若世界各国战略和政策得当，世界不平等程度依然处于“可控”范围。

概而言之，不平等是近年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的重要的原因，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不平等将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国未来将面临一个更加不确定性的世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过去四十年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程度的持续上升，且看下篇分析。

（来源：澎湃新闻。本篇为澎湃商学院独家专栏“跨越不平等陷阱”系列之一，作者陈斌开为s36沙龙会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