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6沙龙会与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首都互联网经济发展研究基地合作，共同发起《中财战“疫” 助力“六稳”》系列评论。我院史宇鹏、伏霖、徐翔、金星晔、田子方老师积极参与此次活动，发挥学科优势和专业特长，分析新冠疫情的影响，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为抗击疫情和经济发展献计献策。五位老师文章发表以来，社会反响积极热烈，阅读人次总计超过200万。

史宇鹏：从交易成本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与机遇

作者简介：史宇鹏，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s36沙龙会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2001年于南京大学获得法学学士、社会学硕士学位，2007年于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学术兼职包括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互联网经济、社会经济学等。目前，已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国内高水平学术期刊和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研究成果荣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多项省部级科研奖励。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3月经济数据。

正文如下：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巨大冲击源自疫情导致交易成本急剧上升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对世界各国都造成了巨大冲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非常快，截至北京时间4月11日，我国确诊新冠肺炎病例83482例，死亡3349例；全球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610909例，死亡99690例。新冠肺炎疫情的大面积爆发已经对我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2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13.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24.5%。在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失业率达4.4%，环比上升0.9%，创1975年1月以来最大单月增幅；3月最后两周约有1000万美国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创历史新高。新冠肺炎疫情目前还在发展之中，各国经济极有可能继续下滑，已经有学者悲观地预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打击程度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上世纪的大萧条。

事实上，相对于上个世纪的大萧条而言，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应对不可谓不迅速。以美联储为例，它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空前的举措，包括史上最大幅度的单次降息、实行无限制的量化宽松（QE）等措施，极力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投资者信心。尽管如此，IMF等机构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大幅负增长，且情况还有可能恶化。

为何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这么大呢？当然可能有很多潜在的解释，笔者则认为，新冠肺炎病毒这种未知病毒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急剧上升，是导致市场萎缩和经济恶化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讲，市场范围、劳动分工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市场范围的扩大，导致人们可以更加专注于更少种类的商品的生产（市场变大了，再小众的商品也能够找到买家），从而带来分工的深化和效率的提升；分工的深化，导致人们为了满足各方面的需求，又必须建立范围更大的市场；当然，分工与市场之间的这种双向反馈机制又会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因为成本显然会影响到人们愿不愿意到市场里来进行交易。新冠病毒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病毒，且由于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导致识别病人的成本很高；此外，极高的传染性、较高的死亡率又使得人们对这种病毒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此，保持社交距离、与陌生人不要密切接触，就成为阻断病毒传播的关键，也成为当下居民的自觉要求。这显然会对人们的市场活动造成严重障碍，极大地提升交易成本，特别是面对面交易或者说线下交易的成本。而低交易成本（如发达的交通、便利的沟通、相似的市场制度或经济共识等），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但是目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了急剧上升。

从交易成本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从宏观的角度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确实带来了重大的挑战。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欧洲等世界经济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仍然处在疫情的高峰期，拐点尚未到来，这导致全球贸易成本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使得国际经济贸易下滑，这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从国内经济运行来看，虽然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仍未到可以放松的阶段，交易成本仍将位于较高的水平，导致市场活动迟迟恢复不到原有的水平。比如，许多教育、餐饮、娱乐等活动仍然局限在家庭内部、线上进行，市场的繁荣尚待一段时日。

从行业的角度而言，由于不同行业对交易成本（特别是线下交易成本）的依赖程度不同，从而导致它们所受到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别。比如，餐饮、电影放映等众多传统的服务业非常依赖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沟通，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这种沟通成本急剧上升，甚至有时这种市场交易被明令禁止（比如，疫情严重期间禁止聚餐、影院不能营业等规定），这就导致这些行业在疫情期间遭受了重大冲击。相比较而言，新兴的线上服务业，比如线上教育、在线娱乐等行业则因为市场交易大多在网上进行，疫情对这些行业的活动则没有多少直接影响。

虽然总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冲击大于正面影响，但是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祸兮福所倚”，挑战中仍然孕育着机遇：第一，那些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技术会大量出现，相关行业也能够得到发展。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高成本的条件下，降低交易成本，就有机会创造利润。这些行业包括与直接控制疫情相关的产业（疫苗、医药制造等产业）、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的产业（新基建等产业）等。此外，在受到严重冲击的行业，会倒逼企业降低消费者的交易成本，进而提升利润。也就是说，节省消费者的交易成本（特别是心理成本），能够成为新的赢利点。比如，使用互联网与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业务方式，改造生产或服务方式，让消费者能够放下心理包袱、放心消费，进而扩大市场需求。

从交易成本角度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是否会长期存在

从上面的分析中，笔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来源于它大大提升了交易的成本。因此，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是否长期存在，取决于未来交易成本是否仍然会像这样保持高位，还是说会下降。从这个角度分析，笔者认为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并不会长期存在。首先，为了控制疫情，不少国家都在争分夺秒地研发新冠疫苗。其中，中美两国速度最快，3月16日，由中国科学家研制的重组新冠肺炎疫苗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几乎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苗也在美国开始进行临床试验。如果进展顺利的话，疫苗最快将在一年左右时间投入大规模应用。如果疫苗能够顺利投入使用，那么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种种不便都将不复存在，交易成本将迅速下降，因此经济运行将能够恢复原有的状态；其次，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这段时间内，会倒逼企业进行降低交易成本的创新，当这些创新为行业所普遍采用或效仿时，经济活动就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当然，恢复的程度取决于这种创新的强度和效果。综合上述两点，笔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虽然很严重，但不会改变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

伏霖：互联网时代的公众参与

作者简介：伏霖s36沙龙会副院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得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曾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访问学习。主要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经济史、长期经济增长、中国宏观经济、文化与经济等领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2月经济数据。

正文如下：

2020年的春天，注定是不平凡的，有太多事情值得铭记，有太多事情需要铭记。新闻媒体上常说一句话“多难兴邦”。要知道，“多难兴邦”的前面一句话——“殷忧启圣”，对人而言，凡事都要作深入思考、反复拆模，并始终保持着忧患意识，则能不断激发人的智慧与潜能。对国家亦然，回首疫情暴发以来的两个月的时间，有些地方是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一定要“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

回顾疫情暴发至今的近两个月，成绩是令人鼓舞的，尤其是在现在的时间点上，对比国外疫情的泛滥和各国政府的无力举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为耀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路也更令人信心十足。在这场疫情的“考卷”面前，似乎我们已经给出了近乎满分的答卷，但在这场疫情的“镜子”面前，我们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呢？在网络上，对于公共事务的“瘫痪式讨论”可能就是一个，谣言、愤怒与恐慌、种族歧视、网络暴力这些都值得我们细细思考。

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8.5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1.2%，网站数518万个。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体、先进的通信工具、实用的信息总汇和活跃的社交平台，互联网也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借助互联网，人们可以更低成本的获取信息、分享观点，进而讨论公共事务、开展舆论监督，甚至实现政治参与。

但是，网络上的现实是“骨感”的。互联网时代下，公共事务的理性的、有益的讨论越来越被网络“瘫痪式”讨论所取代，舆论监督和政治参与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出来。这里的“瘫痪式讨论”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没有营养的讨论过程。网络上的各种话题，网民们立刻就会分为激烈的反对者、鲜明的拥护者以及数量庞大的旁观者，反对者和拥护者观点鲜明，但反对之反对和拥护之拥护，往往又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多数是从喜好出发，甚至是从偏见和歧视出发，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忠诚而拥护。即使有个别人的理性讨论也会很快淹没在漫漫的口水大军之中，旁观的大多数“沉默”的忍受着反对者和拥护者之间的谩骂和暴力；二是难以形成共识且常会引火烧身。网络上各种话题的讨论过程决定了，经常性的、习惯性的这些公共事务的话题被引向了民粹的方向，往往脱离开了具体的事务本身的讨论，上升到对发言者、讨论者的立场的批判。网络越来越成为网民们发泄私愤和偏见的载体。互联网背景下，关于公共事务的这种“瘫痪式讨论”究其原因，可能有五：

第一，网络匿名讨论的群体心理学原因。网络环境下，只有标新立异，观点鲜明、甚至偏激的观点才能在注意力稀缺的网络环境下脱颖而出，而且也不需要对歪曲事实、逻辑上的跳跃、错误的引导负责任。“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2]。

第二，网民认知能力的偏差和社会阶层分化。人群中的认知能力是存在差异的，不同群体受制于社会阅历、受教育程度、逻辑判断能力等差别，对相同事务的认知和理解存在巨大差别。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分化的社会阶层所关注的核心点存在差别，各个利益主体为谋求和维护自身利益，都会想方设法去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

第三，彼此隔离的信息鸿沟。网络信息是爆炸式的增长，有别于传统媒体。随着定制类媒体的迅速发展，不同群体所获得的信息越来越表现出相互隔离的迹象，这是危险的，从信息获取的源头方面，就是存在巨大分歧的，形成共识的事实基础都不复存在。

第四，公共事务讨论上的国家队长期缺位，缺乏必要信息和引导。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主流媒体和政府相关部门是国家队，但国家队在互联网时代，在网络的主战场上，相对于市场媒体和自媒体，是长期缺位的，缺乏有效的与公众对话讨论的渠道，缺乏对公众的有效信息披露和讨论的有效引导。

第五，不当市场激励和缺乏有效监管。一大批“意见领袖”、“标题党”，标新立异、吸引眼球，刻意与主流意识对立，为了批评而批评，甚至不惜造谣、歪曲事实、人身攻击，冒着违反法律的风险，流量经济、注意力经济是背后的主要激励所在。同时，粗放型的“删帖式监管”不但起不到有效的引导、去伪存真，更高引起了部分不明就里的网民的反弹，“此地无银三百两”，殊不知“疏胜于堵”，粗放型的“删帖式监管”更适得其反。

如此这般，关于公共事务的讨论，网络上的言论、网络上的舆情，还有必要在乎吗？那么，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话题就是，公共事务是否还有必要在网络上讨论？公共事务、公共决策是否还需要公众的参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缺乏对公共事务的讨论热情。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来看，我们许多改革都是由基层群众自发推动、自下而上形成的，公众参与一直以来都是推动我们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仅是一张“考卷”、一个“试金石”，更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也充分说明了，在互联网背景下，关于公共事务的公共参与问题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待加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我们从此次疫情期间网络媒体上就各种公共事务的讨论，总结经验和教训，彻底改变当前“瘫痪式讨论”的现状，构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有效的公共参与模式，营造理性、有益的公共参与环境，充分发挥网络资源在舆论监督和政治参与的作用，使公众参与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手。

第一，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公众在时间上、财力上具备了更多地参与讨论公共事务的可能性。

第二，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3]。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也必须更有效地从群众中听取意见和建议。“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这项本领”[4]。

第三，公民科学素养的普遍提高，增强了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而本身公共事务的公共参与本身，就是通过有效沟通和理性讨论，全社会形成共识的过程，而形成社会共识对于降低执行的难度，增强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都有巨大的帮助，也是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第四，公共事务涉及到公众利益，是需要公众参与的，而不能仅仅是征求专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公共事务要广泛的听取意见，绝不能偷偷的进行，越少的公众参与，越可能会被部门利益和某个小集体的利益绑架。只有公开、透明才是解决之道。

第五，促进公众的参与，通过公私部门间的信息交换，政府能够获取大量的信息，从而有助于提高科学决策的质量。公众对决策过程的积极参与有助于增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使不同阶层的利益得到考虑和保障，制定出来的政策更具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当然，构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有效的公共参与模式，营造理性、有益的公共参与环境，充分发挥网络资源在舆论监督和政治参与的作用，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任务。这离不开主流媒体“国家队”的引导和批判性反思，需要政府部门主动的公共交流渠道的建立，需要更好的公民教育，需要更完善的网络监管措施，缺一不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路一定是充满风险和挑战的，“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跟上事业发展需要。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勒庞《乌合之众》。

[3]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第127页。

[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

徐翔：全球供应链受阻与中国制造业的二次突围

作者简介:徐翔，s36沙龙会副教授，2010年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2015年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于2013-2014年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员，2017-2018年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同时，于2015-2018年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2018年起至今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曾获清华大学综合一等奖学金，清华经管学院陈小悦奖学金，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等荣誉。主要讲授《宏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等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宏观经济、经济结构和金融发展。在China Economic Review，International Finance，Hoover Economic Working PaperSeries等英文期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改革》等国内一流经济学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著有《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历程：回顾与展望》等著作。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2月经济数据。

正文如下：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及其全球性蔓延已经逐渐酿成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不仅扰乱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也对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前景构成相当大的威胁。在此背景下，全球供应链所面临的主要冲击已然从疫情暴发初期的“中国市场供需下滑”演化成“全球范围内的供给不足”，而西方国家采取的各项经济刺激措施在化解疫情的负面影响方面收效甚微。不可否认，如若疫情控制不当，全球经济将可能因此陷入严重衰退，进而改变过去一百年来逐步形成的全球供应链结构。因此，在保证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我国制造业能否有效化解此次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将深刻影响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快慢以及中国经济在全球供应链上所处的地位高低。

疫情暴发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严重

进入三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和影响在海内外呈现截然不同的表现。一方面，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有序进行，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进入恢复期，而严防境外输入现已成为各地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各国的疏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开始大范围蔓延扩散，截至目前海外累计确证病例总数已超过国内，其中，意大利、伊朗、西班牙等国受疫情影响极大，其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难以维持。

在疫情暴发初期，全球供应链所面临的主要冲击是“中国市场的供需下滑”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因隔离政策无法正常进行生产，以及正常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受到抑制。而在目前海外疫情普遍扩散的宏观背景之下，“全球范围内的供给不足”问题已然上升为目前全球供应链的主要矛盾，且“断链”风险不断加剧。

按照当前疫情发展情势，全球供应链受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全球供应链受到的最直接的影响是疫情对于供给侧的直接阻断和严重干扰。今年1-2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工业生产活动大范围停滞，交通运输亦受到严重影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下降13.5%，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26.5%，正常的社会生产严重受阻。疫情蔓延到全球范围后，各国工业生产所需的关键性中间品、零部件及生产设备更在全球范围内都将面临“断供”风险。无论是占全球70%产能的韩国内存，占全球50%产能的日本硅晶圆片（半导体核心材料），还是德国生产的汽车零部件，都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面临产量萎缩、供给不足等严重问题。

第二，西方国家对疫情认知不足，采取的经济应对措施不力。面对此次疫情，世界主要经济体都纷纷推出或将要推出经济刺激计划，试图对冲此次疫情对宏观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在过去的一周内，美联储宣布将基准利率降至接近零水平，欧洲央行提出包括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s）、追加1200亿欧元量化宽松等手段提振经济，英国宣布3300亿英镑经济援助计划，日本央行则也提出将推出更多的货币宽松政策。从总体上看，以上应对措施的思路与这些国家在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采取的政策思路一脉相承，即试图通过“开闸放水”——向金融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的方式提振经济。然而，如同病毒本身一样，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其影响绝不仅限于金融泡沫破灭导致的不良信贷扩张和需求不足，而是更多地反映在全球供应网络失效以及企业投资中长期放缓等供给侧问题上。尤其是考虑到此次疫情的传播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已无可能在第二季度内完全结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贯穿整个2020年。

第三，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全球供应链的间接影响尚未完全展现，仍需加以重视。首先，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世界各国已开始重视此次疫情并逐渐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但鉴于此次疫情的传染性之强以及前期西方各国的疏于管控，疫情在下一阶段的传播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譬如美洲、东南亚和非洲等人口密集的国家和地区是否会像欧洲一样发生疫情的大爆发，目前尚不得而知，这些国家和地区仍需严密防范。其次，对于疫情已经大范围爆发的中国和欧洲，是否存在二次爆发也仍是一个未知数。尤其是已经初步战役胜利的中国，能否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在复工复产的同时确保疫情防控到位，这将是中国未来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此外，新冠肺炎疫情除了造成生产过程的直接阻断外，其对于供给侧的影响还包括对劳动力的损害。由于后遗症评价针对的是急性病恢复期后功能损伤的情况，基本在治愈3-6个月以后才能进行评估，所以目前大部分新冠感染者还未进入这一时间阶段。虽然大部分病例表明轻症患者愈后乐观，但此次新冠肺炎对于劳动力的慢性影响还需医学界进行长期关注和深入研究，特别是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内，新冠肺炎治愈者的肺部功能是否会受到永久性损伤，有无其他后遗症，是否会影响其正常生活及工作，这些情况都将越来越明晰。最后，我们必须承认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习惯，进而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结构和企业投资模式，譬如疫情期间激增的线上消费、线上办公，以及一些企业调整生产线转产防疫物资等。而在疫情结束后，这些经济行为是否会恢复到之前的模式还是会按照新的模式继续下去，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衰退将深度改变供应链结构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逐渐将全球经济连接成一个异常复杂的供应链网络。因此，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的级联效应（cascade effect）将是前所未有的。在全球性疫情暴发的背景下，即使是工业部门比较完备的国家，也会受到严重的供应链冲击，使得旧有生产秩序难以维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自今年2月疫情在我国全面爆发以来，我国汽车行业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零部件断供的风险，短期内的停产减产难以避免；而欧洲的制造业中心——德国在本国疫情暴发之后也面临医疗设备及用品不足的问题，其对他国医疗用品的拦截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谴责。随着疫情在欧洲和美国的后续蔓延，全球经济将毋庸置疑的受到持续性的负面冲击，大范围的经济衰退已经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需要充分意识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国家将有改善其自身供应链地位的机会。此次疫情在我国爆发初期，由于企业复工进度不一、产业配套不及时、国际物流受限以及成本负担有所增加等一系列问题，一些外贸企业在手订单面临履约风险，部分订单暂时出现了转移，我国外贸出口受到一定影响。而如今，国内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复工复产进程不断加快，面对全球性的持续供给不足，在保障国内需求的前提下，许多商品的“内销转出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以口罩生产为例，目前我国口罩日产能产量均突破1亿只，国内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而面对口罩生产的关键材料——熔喷布的供应不足问题，我国企业自主研制开发出多款“新型熔喷布”替代品，为缓解熔喷布和口罩供应紧缺情况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我们相信，中国生产的口罩将在全球防疫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

如何应对：中国制造业的二次突围

自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工业制造体系经历了近20年的飞速发展，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目前占全球产值已超过三分之一，我国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然而，从2018年美国悍然对我国发动贸易摩擦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有所抬头，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升级受到一定的外部阻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阻力，极大地冲击了全球供应链和我国工业制造体系。根据前文分析，此次疫情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全球供应网络，对我国制造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若应对得当，我国制造业将有可能实现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后的二次突围，全面提高工业制造能力以及抵御外生冲击的抵抗力，真正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正确应对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供应链冲击，需要我国产业界和政策界共同努力完成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从“产能过剩”向“弹性产能”的转变。我国制造业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而高新制造业产能相对不足的结构性问题。此次疫情暴发后，部分制造业企业实现了向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的转产，充分利用产能保证了国内医用产品的有效供给，并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后成功转向出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强大的产能本身代表了中国制造在全球经济市场的竞争力。通过保持相对合理的产能总量的同时，加快产能升级和创新，能够增加我国经济面对外生冲击的灵活性，促进我国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此次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一大影响是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的短期劳动力短缺导致的生产受阻。为了降低劳动力不足对于工业生产的冲击，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于工业信息化及数字化的投资，通过提高“智能制造”在工业生产中的比例以保持发生危机时的有效供给。在这一过程中，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将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投资“新基建”将能够发挥稳增长和促创新的双重作用，加快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

第三，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工艺”的转变。我国制造业的“世界工厂”标签由来已久，中国生产的大量商品一直被看作物美价廉的代表。然而，“世界工厂”有时也包含着低端、低质甚至是山寨的负面含义。不可否认，在工业制造的若干关键领域——如半导体材料和装备制造，我国离实现自主化生产仍存在较大差距，目前仍然极度依赖国外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在部分生产工艺上仍处于落后地位。为了切实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一方面需要在工业生产的核心技术上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实现技术攻关和重要工业品量产，另一方面则需要进一步加强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通过技术引进和共同研发破解关键性的技术瓶颈。在这两项工作上，都需要国家对相关行业、企业及研究机构予以长期大力支持，保持战略耐心，逐步完善我国的基础科研体系和成果转化体系，真正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工艺水平。

（本文观点已在中国网发表）

金星晔：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国基建

作者简介:金星晔，s36沙龙会讲师。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得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曾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访问学习。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史、文化经济、互联网经济。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3月经济数据。

正文如下：

摘要：疫情影响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同时外部环境也变得更差。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支撑、带动作用，更有利于补齐短板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后劲。但“一股脑儿”上项目，或“新瓶装旧酒”式粗放式发展都是不可取的。传统基建要聚焦于补短板，新基建则要着眼长远，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引言

目前为止，我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除湖北以外其他地区已基本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受疫情影响，2020年前两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3323亿元，同比下降24.5%。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8938亿元，同比下降26.4%。从三大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下降30.3%，制造业投资下降31.5%，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要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党中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面临当前这样的形式，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积极有序推动重大投资项目开工复工。

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投资是短期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首先，在“房住不炒”政策下，房地产投资不会出现较大提升。与制造业相比，基础设施投资受疫情影响较小。其次，援引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的报告，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占GDP比重高达8.6%，北美和西欧占比均为2.5%，全球平均水平为3.5%。我国基建依旧在GDP比重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比较明显。并且，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在某些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发挥好有效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从传统基建和新基建两个方面来论述。传统基建占全部基建的比例远大于新基建的占比，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于新基建。但是新基建作为未来经济发展新增长点，其广阔的应用将为新时代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发展新基建也至关重要。

传统基建

就传统基建而言，本文认为应有针对性地、迎合未来的需求来发展，补齐当前的一些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以来，补短板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这次疫情暴露出了我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存在明显的基础设施短板。不仅如此，在交通、教育、医疗、养老、垃圾处理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也有短板要补。此次疫情将开启我国将以医疗卫生领域为主导、以民生为导向的，新一轮的、更全面的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

同时，我国在机场、铁路、高速公路等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这次疫情也暴露出了航空运输的短板。我国一些领域和项目存在较大投资缺口，亟需聚焦基础设施领域突出短板。我国具有广阔的国土面积和漫长的海岸线，与美、日、德国家相比，机场数量密度、铁路网里程密度、公路网里程密度、高速公路网密度还有一定差距。中国有句古话叫“想致富先铺路”，高效率的立体交通网络能给地区带来经济快速的增长，特别是今天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新型产业兴起的时代，每个商业主体可以依靠虚拟店铺就可将商品售卖出去，这得依靠高效的运输网络。比如：早上打捞的台湾海峡的鱼类，第二天即可送到生活在首都北京的家庭，这就是基建给互联网业带来的红利。

在航空建设方面，综合国家民航局和国外网站的统计，就有水泥跑道的机场而言，美国机场密度达5.39个/万平方公里，德国8.9个/万平方公里，日本3.75个/万平方公里，我国仅0.2个/万平方公里。西方国家通用航空发展起步较早，发达的通用航空业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服务于大众的公共机场，服务于私人的私人机场，还是航空货运机场，都有效的提高了航空运输效率。我国作为经济体量大、幅员辽阔的国家，全国各类机场仅507个机场，一方面制约了我国地区联动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制约民众的出行效率。在国际机场建设方面，美国共115个国际机场，日本20个，我国65个国际机场且大多分布在小商品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机场的国际化程度还需进一步提高，潜力进一步挖掘。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低密度国际机场分布显然满足不了我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中国进出口博览会上强调，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目前既定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要求我国产业、商品、金融走出去，也要求有更多国际化的大平台、大窗口，加大面对世界的国际机场建设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途径，使中国更加高效的与世界联动在一起。大型的国际机场不仅是对外贸易的窗口，还是地区联动发展的枢纽。根据美国堪萨斯州维奇托市的市长卡尔·布鲁尔市长在郑州介绍建设通用机场相关经验时说，一个航空项目投入与10年后的效益产出比为1∶80。一个大型枢纽机场的功能可以辐射到与航空相关的旅游业、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房地产业等领域，从而形成一个较大的产业链。因此，要继续加大对通用航空方面的投入，加快民间航空业的发展，使我国航空业趋向于灵活型的通用航空。

在铁路建设方面，我国高铁技术和建设速度都已处于全球领先水平，高铁经济圈正在日益显现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尽管现阶段我国高铁还处于亏损运营状态，但高铁作为我国战略基础设施应当考虑长远效益。普通铁路建设方面，美国29万公里的铁路运输线依旧大幅领先于我国的12.7万公里。据经验，铁路运输的优点在于，行速度快、运输能力强，单线单向年最大货物运输能力达1800万吨，复线达5500万吨；运行组织较好的国家，单线单向年最大货物运输能力达4000万吨，复线单向年最大货物运输能力超过1亿吨。更重要的是铁路运输过程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小、连续性强，能保证全年运行。应该继续加大铁路建设，铺密高铁网络，加大南北、东西向铁路运输能力。高铁经济圈能更加方便为“互联网+”，使互联网购物、互联网业货物运输的效率极大的得到提高，同时高铁圈也能让诸如京津冀、江浙沪长江三角区、珠江三角大湾区朝同城化发展，三个经济圈将作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高铁网的建设会提高国家在紧急情况如疫情、战争、灾难反应能力、人员输送能力和战略支援能力。

在公路建设方面，也应发展好传统公路交通的建设，特别是针对重点线路的建设、保养与维护，如当前山东段拓宽改造的京沪高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京沪高速沧州路段建设标准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天津段为双向十车道高速公路，由此造成建成之初就开始出现拥堵问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京沪高速公路车流量严重超负荷，常年处于多时段拥堵状态。改造拓宽后为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将缓解京沪高速公路沧州段严重堵车的问题。因此，提前布局发展比较繁忙的重点路段能够提升高速公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新基建

疫情以来，各地出台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刺激措施，新基建引起非常大的讨论和关注，根据发改委最新发布意见，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的数字化变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1.2%。疫情期间，互联网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开始使用互联网；疫情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方式，各企业在疫情期间都采取网上办公形式，提升互联网办公能力；疫情改变了商业经营方式，线下企业活动开始向线上转移，直播成为商家经营新形式。此外，在线问诊、线上教育、游戏等行业需求大幅度提升。“新基建”将开创数字经济新时代，赋能社会高质量发展。

受疫情影响，全国各行业停工停业，我国经济面临极大的下行压力。在经济低迷时期，应当适当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但这并不是盲目的、无计划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应该是作为中央提出的“补短板”工作的再强化、再补充。以此作为特殊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拉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布局未来，赋能社会高质量发展。

田子方：新冠肺炎疫情下数字经济异军突起，“宅经济”提振消费

作者简介:田子方，经济学博士，s36沙龙会讲师，国民经济学系党支部副书记。主要研究领域：文化经济学、互联网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并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3月经济数据。

正文如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疫情发生以来，民众纷纷居家隔离，减少出行，尽管对线下消费冲击较大，却使“数字经济”异军突起，催生了大量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线上新业态，以餐饮配送、在线教育、在线问诊、远程办公、直播等业务为代表的“宅经济”魅力大显，居民在线消费大为普及，也促使一些行业加快向“线上+线下”转型的步伐。

疫情期间“宅经济”提振消费

近年来，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对经济发展起基础性作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7.8%，是“三驾马车”之首；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为45.9%，消费进一步升级提质。然而，此次疫情对我国服务业（如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等行业）带来的损失尤为明显。由于疫情暴发恰逢春节“黄金周”，导致民众在春节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纷纷居家隔离，减少出行、聚餐、差旅、住宿、娱乐等线下消费。统计数据显示，仅春节期间，餐饮业、旅游业、酒店业、电影娱乐业损失超1万亿元。1-2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同比下降43.1%，商品零售下降17.6%。

疫情使线下消费遭受较大冲击，却使“数字经济”异军突起——消费者将受到压抑的短期消费需求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基于互联网、专业化平台（如APP、网站、微信小程序等）和操作端（如手机、PC），“宅”在家即完成网上购物、餐饮配送、在线教育、在线问诊、远程办公、手游、直播等“宅消费”。数据显示，线上需求呈现了高速增长的态势。1-2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13712亿元，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1233亿元，同比增长3%，吃类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26.4%和7.5%。电商平台成为消费者满足需求的重要渠道：春节期间京东到家平均日活增幅达247.84%；2月份淘宝新增商家数量超100万，淘宝直播新开播商家环比增幅达719%，订单总量平均每周增长20%。随着大部分企业开启“居家在线办公”模式，钉钉、企业微信、ZOOM等线上办公品台平均日活同比上涨85.53%……一组组逆势而上的数据，使“宅经济”魅力大显，不仅有效提振了疫情期间的消费，更催生了新的消费形式。

以“宅经济”为代表的数字经济重塑消费行为

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我国电子商务快速崛起，打破了消费在时间、空间上的限制；此次新冠疫情下，则凸显了以“宅经济”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对消费行为的重塑。

第一，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有所转变。首先，消费趋势从单一的物质消费向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并重转变。传统经济中消费者注重功能性消费，更加看重商品的实用价值。而在大数据的驱动下，信息技术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充实精神文化生活已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消费者对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也显著提升。京东大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除粮油、生鲜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消费出现“井喷”，游戏设备、影音娱乐、健身训练、图书等精神文化生活用品销量也比往年同期翻番。其次，计划性消费和冲动性消费并存。除具有计划性的理性消费外，商品精美的广告宣传、买家的评价与分享、厂商的限时促销和组合搭配优惠等，无不吸引消费者驻足，并最大化地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当前，冲动性购买已成为普遍的消费者行为模式。消费者在这种“剁手性消费”中获得了最大化的心理满足，并逐渐成为释放身心压力的一种手段。此外，线上消费极易受情境互动的影响。在紧密的信息网络中，消费者的社交互动日趋频繁，无论是通过电商平台、生活服务类APP等消费者的评述，还是与周围人的交流和沟通，消费者都试图从中形成对产品或服务的预期，进而决定自身的购买行为。

第二，营商环境的健全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以往的线下消费中，消费者通过亲身体验（如触摸、闻嗅、试用）进行消费决策，而在数字经济驱动的线上消费中，消费者的消费感知和决策来自于大数据为其提供的描述、参考功能。疫情暴发期间，购物中心、百货商场纷纷暂停营业，线下消费几乎停滞。因此，消费者的线上消费行为很大程度取决于网络大数据的反馈而产生的消费者主观感受。基于此，良好的营商环境、一站式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关键。消费者对消费环境、操作界面友好度、个性化服务、安全及隐私保护、物流配送、客服及售后服务、权益保障等环节的印象会对支付意愿、消费体验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消费方式，消费者的理性消费动机仍然占主要地位，商品的经济实用价值和带给消费者的效用，仍是定格消费体验的最强音。

第三，新兴技术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数字经济下的电商市场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搜寻成本和时间成本，提高了供求双方间的搜寻匹配效率。同时，也打破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边界，个体的角色变得多元化和动态化，可以在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动态转换，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创造条件。搜寻、匹配能力是决定电子商务市场效率的关键，这两种能力的改善对于消费者降低搜寻成本、满足其个性化需求尤其重要。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运用于电子商务，电商平台作为有效的媒介，以更高的市场效率和更低的市场摩擦，实时反应供求双方的信息，高效协调地区间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京东大数据显示，疫情期间，异地订单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食品饮料和生鲜类产品占比最高，且以发往一二线城市为主。而越往低线城市，影音娱乐、智能设备等商品的消费占比越高。

“宅经济”促使企业加快转型

本次疫情催生了“宅经济”新消费模式的同时，也促使企业加快向“线上+线下”转型，互联网及新兴技术将得到更广泛普及，企业数字化经营能力不断提升。

第一，驱动生产方式和研发创新。在“宅经济”引致的变革中，互联网及新兴技术对企业生产方式和研发创新的影响不可忽视。大数据的应用加速了信息的流通和传播，推动了私人化、个性化定制的柔性生产方式的实现。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创新产品设计、生产、销售、营销、配送方案，进一步助推企业研发个性化的、高质量的产品。同时，厂商推出极致化的产品和服务，更能够打动和震撼消费者，使消费者主动为产品进行宣传，形成“粉丝效应”、“口碑效应”、“病毒效应”。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依托，国家正在大力推进5G、人工智能、AR等“新基建”行动，目前已有无接触自动化生产、配送、服务投入运营，起到了很好的阻断疫情传播作用。

第二，驱动企业组织模式变革。企业组织模式向着数字化、扁平化和协同化迈进，进一步倒逼企业提高以下三种能力：一是提升处理数据能力，借助大数据分析能够使生产的执行大幅度简化，不仅精准感知市场需求，而且加速了组织内外生产要素的流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对消费数据的监控和把握，有助于挖掘消费者的衍生需求，使生产行为更具有前瞻性和长远性。二是提升组织管理能力，企业平台化后，员工之间高度分工又高度合作，企业要采取科学的组织管理办法，完善管理体系和机制，进而实现高效运行。三是提升社会化协作生产能力，企业只需要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在优势领域整合资源集中突破，在非优势领域选择外部协作，结成“生产共同体”。

第三，驱动营销手段再升级。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优化推广渠道，突出亮点产品，提供差异化的用户体验，搭建“主体+客体+载体”的营销体系，是企业拓展营销、提振消费的重要途径。疫情期间，短视频播放平台迎来快速发展机遇，网络视频、直播、短视频等流量创历史新高。由于这一类型的宣传更加吸引年轻消费者目光，用户粘性大且转化效率高，因此已被不少企业作为重要的品牌宣传渠道。此外，对于那些宣传成果转化主要局限在线下的行业，如酒店、住房租赁业，疫情期间主营业务经营惨淡，则纷纷通过多种渠道和端口完成客户资源开发与储备，并开通跨业经营服务。例如，希尔顿旗下60余家酒店推出餐饮配送服务——以北京华尔道夫酒店为例，其中西餐点外卖产品既给“宅”在家的美食爱好者带来了新鲜感，也在这一特殊时期实现了可观收入。

市场回暖，线上线下共振消费

疫情暴发期间，以“宅经济”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为举国抗“疫”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我国疫情已得到了较好控制。据商务部数据显示，目前流通企业复工水平复工率总体恢复，市场销售触底回升，消费市场加速回暖。因此，需要政府部门、产业界以及广大消费者共同努力，线上线下“双管齐下”，提振消费。

第一，加强公共卫生管理，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抗“疫”尚未获得全面胜利，防疫防控工作不能放松警惕。鼓励行业协会等机构出台规范守则并制定恢复生产、重振经营的举措，为消费者营造健康卫生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者消费信心。

第二，精准施策、重点帮扶，积极发挥金融、财税的支持作用，打好政策工具“组合拳”。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及企业，给予适当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措施。提供专项贷款和必要的金融服务支持，给予适当的贷款展期及利率优惠，维系企业现金流稳定。要促消费、稳就业，还应保障企业员工就业及社会保障权益，实行稳岗政策，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企业给予社会保险、失业保险返还，并给予一定的返岗补贴、培训补贴。

第三，促进消费需求，激发消费潜力。政府部门应出台行业振兴计划，适当放松对一些行业的消费管制，促进消费者消费需求。还可以通过给予消费补贴、发放消费券等方式，激发消费者释放消费潜力，带动消费市场回暖。

第四，总结当前“宅经济”成功经验，并举一反三，培育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激发数字经济新动能，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升级消费。